卷四蜀道難第三百五三章【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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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蜀道難 第三百五三章 【好官】
錢引這事,黃傑一早倒是感覺過不妥,卻是沒有料到會以如此的方式爆發。
當初他向巫山縣借款時,就聽巫賢提過縣庫裏的錢財以錢引為主,有八百餘萬緡之多。只是當時他急切的要促成“夔巴路”的修建,倒也沒有仔細去動什麽腦筋。如今想來,只怕巫賢與程準在錢引的問題上本就積怨很深,如今只是達到了爆發點而已。
也就在一屋子都是愁雲慘霧的苦思對策時,福壽卻是通報展超來見,待黃傑許他入內見了禮後,就聽他道:“大人,探問出來了,巫山縣令巫大人今早掛印之後,便在城中雇了一輛快車,攜了兩位姨娘和一位老仆往成都府去了,出城時還特意與門卒說了行蹤,怕是另有所圖,並非只是與夔州知州置氣。”
黃傑點點頭,表示知道了,他也算到了巫賢這般掛印肯定別有所圖,如他這般擺明車馬且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突然來將程準的軍,說他不是別有所圖,就算是傻子也不信啊!
黃傑便也問道:“還有什麽消息?”
展超便也笑了笑道:“還有,便是巫山縣衙的大小押司和各司牙差文吏也都封了卷宗告假回家,三班衙役倒是沒走,卻都聚集在衙門簽押房前,嚷嚷著為巫大人不平。屬下前去探問,也才知道大觀四年以來,夏歲秋賦夔州多要實物銀錢繳納,春冬兩季的朝廷常例、饋補、河工、兩敬還有平庫火耗多給的是錢引,也不過區區數年時間,巫山縣中便也積下了八百餘萬緡,其中還有半數如今已經過了期。”
大夥兒聽了都是愕然,黃傑倒也點頭道:“如此說來,巫大人倒也是個好官!”
說巫賢是好官。倒也是黃傑所能給的最高評價了,若巫賢不是個好官的話,這些已經過期和大幅貶值的錢引如今就該在巫山縣中百姓和商家的手裏,不知會害得多少人因錢引返貧,多少人因錢引而家破人亡了!
宋仁宗天聖元年時(1023年),宋廷初設置“益州交子務”(益州也即成都府)。並於次年二月起首書放交子。從此,交子成為宋朝川峽四路的法定貨幣,與鐵錢相權而行。
交子務建置前後,主管的官員薛田為官營交子制定了若幹措施,這其中他首先制定兌界期限,以二年為一界,界滿以後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緡需要克下三十文入官,稱為“紙墨費”。並且還制定界額和本錢。每界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備本錢(即今之準備金)三十六萬緡,並且嚴格執行兌換制度,允許百姓自由糶糴。
所以自天聖元年至熙寧元年(1023~1068年)的四十多年間,交子的發行和流通倒也還算正常。甚至到了宋仁宗趙禎朝,雖曾兩次借支六十萬緡以給秦州,但為數不大,未引起貶值。
甚至在蘇轍的文集中就記載著熙寧七年時(1074年)。在罷免王安石,禁榷蜀茶以前。四川交子的兌換比率曾經達到“一緡有賣一貫一百者”,可見當時交子的幣值如何穩定。
但是,熙寧年間,因宋廷在西北用度浩繁,又屢吃敗仗,大量向北方輸送賠款歲幣。因此宋廷曾企圖在河東地區與陜西推行交子。雖然旋行旋罷,但四川交子以入陜及其他支用之故,前界未滿,而後界給用已多。
到了熙寧五年,又改為交子每界行用四年。兩界並行,百姓也無異議。
可是到了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8年)以後,朝廷給用的數額越來越大,以致“界率增造”,“每歲書放亦無定數”,最終到了如今官家趙佶當政的崇寧年間時(1102-1106年),四川交子便惡性膨脹,蔡京此時還曾強制推行交子於長江以北諸路,並改稱為“錢引”。
最終到了大觀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也因為年年增發濫發超發,最終搞得錢引幣值宛如山崩一般,快速下跌,史稱:“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沒辦法,宋廷罷免蔡京,改交子為錢引,並改稱交子務為錢引務,換了套馬甲從頭又來。
而前文有述,蔡京之所以這麽搞,是因為他弄出“豐、亨、豫、大”理論,而他具體又是如何搞垮了交子之後又搞垮錢引的呢?
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首任為相,就拿出了第一個斂財手段——幣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鑄幣最多的年代,當時的新黨撈錢無論如何驍勇都沒對貨幣下手,也沒有禁絕私鑄,市面上流行貨幣為銅質的方孔錢,也被被稱為“小平錢”,重量在三克左右,與隋朝五銖類似。
到了崇寧元年,蔡京剛剛拜相就在陜西路鑄行“當五大錢”,重量約在十至十二克左右,意指這枚銅錢可以當做五枚小平錢用。從當時情況來看,推行“當五大錢”確實有情可原,陜西路歷來是與西夏交兵的戰場,在這裏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商,“當五大錢”發行區域就是在宋與西夏的邊境,主要目標和目的是用這種錢去西夏收購物資,簡而言之就是對西夏人發動“貨幣戰爭”!
沒錯,就是貨幣戰爭!
說起來,對於西夏和黨項人,大宋用點貨幣戰爭的手段手段無可厚非,況且當時的“當五大錢”發行量很小,偶有流通進內地即被收藏起來,並沒有出現客觀上的大規模貨幣貶值。
可到了崇寧二年(1103年),嘗到了甜頭的蔡京和趙官家就覺得這樣小打小鬧沒意思了,因此當年的十一月,蔡京也就下令,仿“當五大錢”的形制在全國範圍內鑄行“當十大錢”,並在官鑄小平錢中加入錫(這個時代的小平錢也被稱為“加錫錢”),同時下令全國範圍內禁止私鑄貨幣,一年之內廢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貨幣。
當時所出的新版當十大錢重量約在二十五克左右,但其中含銅最多不超過十五克,擔心錢幣太輕引起百姓不滿,想出解決辦法就是在錢裏加錫,並且將小平錢也強制錫錢。
不過推出不久,就引起天下百姓的憤怒,不得已蔡京又出奇招,制定了一個奇葩兌換標準,在陜西路、河北路、河東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強的五路,“當十大錢”必須當十枚小平錢來使用。
而在淮南、荊湖路等四路,可以當五枚小平錢使用,至於在兩浙路等商人勢力較強的地區則只能“當三”,也就是“當十大錢”實際含銅量的本來價值。
此外,大宋全國還有一個地方不允許流通當十大錢,那就是蔡京的老家,北宋興化軍仙游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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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引這事,黃傑一早倒是感覺過不妥,卻是沒有料到會以如此的方式爆發。
當初他向巫山縣借款時,就聽巫賢提過縣庫裏的錢財以錢引為主,有八百餘萬緡之多。只是當時他急切的要促成“夔巴路”的修建,倒也沒有仔細去動什麽腦筋。如今想來,只怕巫賢與程準在錢引的問題上本就積怨很深,如今只是達到了爆發點而已。
也就在一屋子都是愁雲慘霧的苦思對策時,福壽卻是通報展超來見,待黃傑許他入內見了禮後,就聽他道:“大人,探問出來了,巫山縣令巫大人今早掛印之後,便在城中雇了一輛快車,攜了兩位姨娘和一位老仆往成都府去了,出城時還特意與門卒說了行蹤,怕是另有所圖,並非只是與夔州知州置氣。”
黃傑點點頭,表示知道了,他也算到了巫賢這般掛印肯定別有所圖,如他這般擺明車馬且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突然來將程準的軍,說他不是別有所圖,就算是傻子也不信啊!
黃傑便也問道:“還有什麽消息?”
展超便也笑了笑道:“還有,便是巫山縣衙的大小押司和各司牙差文吏也都封了卷宗告假回家,三班衙役倒是沒走,卻都聚集在衙門簽押房前,嚷嚷著為巫大人不平。屬下前去探問,也才知道大觀四年以來,夏歲秋賦夔州多要實物銀錢繳納,春冬兩季的朝廷常例、饋補、河工、兩敬還有平庫火耗多給的是錢引,也不過區區數年時間,巫山縣中便也積下了八百餘萬緡,其中還有半數如今已經過了期。”
大夥兒聽了都是愕然,黃傑倒也點頭道:“如此說來,巫大人倒也是個好官!”
說巫賢是好官。倒也是黃傑所能給的最高評價了,若巫賢不是個好官的話,這些已經過期和大幅貶值的錢引如今就該在巫山縣中百姓和商家的手裏,不知會害得多少人因錢引返貧,多少人因錢引而家破人亡了!
宋仁宗天聖元年時(1023年),宋廷初設置“益州交子務”(益州也即成都府)。並於次年二月起首書放交子。從此,交子成為宋朝川峽四路的法定貨幣,與鐵錢相權而行。
交子務建置前後,主管的官員薛田為官營交子制定了若幹措施,這其中他首先制定兌界期限,以二年為一界,界滿以後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緡需要克下三十文入官,稱為“紙墨費”。並且還制定界額和本錢。每界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備本錢(即今之準備金)三十六萬緡,並且嚴格執行兌換制度,允許百姓自由糶糴。
所以自天聖元年至熙寧元年(1023~1068年)的四十多年間,交子的發行和流通倒也還算正常。甚至到了宋仁宗趙禎朝,雖曾兩次借支六十萬緡以給秦州,但為數不大,未引起貶值。
甚至在蘇轍的文集中就記載著熙寧七年時(1074年)。在罷免王安石,禁榷蜀茶以前。四川交子的兌換比率曾經達到“一緡有賣一貫一百者”,可見當時交子的幣值如何穩定。
但是,熙寧年間,因宋廷在西北用度浩繁,又屢吃敗仗,大量向北方輸送賠款歲幣。因此宋廷曾企圖在河東地區與陜西推行交子。雖然旋行旋罷,但四川交子以入陜及其他支用之故,前界未滿,而後界給用已多。
到了熙寧五年,又改為交子每界行用四年。兩界並行,百姓也無異議。
可是到了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8年)以後,朝廷給用的數額越來越大,以致“界率增造”,“每歲書放亦無定數”,最終到了如今官家趙佶當政的崇寧年間時(1102-1106年),四川交子便惡性膨脹,蔡京此時還曾強制推行交子於長江以北諸路,並改稱為“錢引”。
最終到了大觀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也因為年年增發濫發超發,最終搞得錢引幣值宛如山崩一般,快速下跌,史稱:“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沒辦法,宋廷罷免蔡京,改交子為錢引,並改稱交子務為錢引務,換了套馬甲從頭又來。
而前文有述,蔡京之所以這麽搞,是因為他弄出“豐、亨、豫、大”理論,而他具體又是如何搞垮了交子之後又搞垮錢引的呢?
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首任為相,就拿出了第一個斂財手段——幣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鑄幣最多的年代,當時的新黨撈錢無論如何驍勇都沒對貨幣下手,也沒有禁絕私鑄,市面上流行貨幣為銅質的方孔錢,也被被稱為“小平錢”,重量在三克左右,與隋朝五銖類似。
到了崇寧元年,蔡京剛剛拜相就在陜西路鑄行“當五大錢”,重量約在十至十二克左右,意指這枚銅錢可以當做五枚小平錢用。從當時情況來看,推行“當五大錢”確實有情可原,陜西路歷來是與西夏交兵的戰場,在這裏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商,“當五大錢”發行區域就是在宋與西夏的邊境,主要目標和目的是用這種錢去西夏收購物資,簡而言之就是對西夏人發動“貨幣戰爭”!
沒錯,就是貨幣戰爭!
說起來,對於西夏和黨項人,大宋用點貨幣戰爭的手段手段無可厚非,況且當時的“當五大錢”發行量很小,偶有流通進內地即被收藏起來,並沒有出現客觀上的大規模貨幣貶值。
可到了崇寧二年(1103年),嘗到了甜頭的蔡京和趙官家就覺得這樣小打小鬧沒意思了,因此當年的十一月,蔡京也就下令,仿“當五大錢”的形制在全國範圍內鑄行“當十大錢”,並在官鑄小平錢中加入錫(這個時代的小平錢也被稱為“加錫錢”),同時下令全國範圍內禁止私鑄貨幣,一年之內廢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貨幣。
當時所出的新版當十大錢重量約在二十五克左右,但其中含銅最多不超過十五克,擔心錢幣太輕引起百姓不滿,想出解決辦法就是在錢裏加錫,並且將小平錢也強制錫錢。
不過推出不久,就引起天下百姓的憤怒,不得已蔡京又出奇招,制定了一個奇葩兌換標準,在陜西路、河北路、河東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強的五路,“當十大錢”必須當十枚小平錢來使用。
而在淮南、荊湖路等四路,可以當五枚小平錢使用,至於在兩浙路等商人勢力較強的地區則只能“當三”,也就是“當十大錢”實際含銅量的本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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